2024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特朗普團隊正加速組建新政府。從最新公布的人事任命看，一個更為鷹派、更加強硬的政府雛形正在顯現：對華強硬派盧比奧（Marco Rubio）有望出任國務卿，退伍老兵、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主持人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將領導國防部，移民強硬派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回歸擔任白宮副幕僚長。

同時，特朗普任命馬斯克（Elon Musk）和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領導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門（DOGE）”，預示著新政府將大力推進政府瘦身和放松管制。

2024美國大選最終計票結果

本期《硅谷101》邀請到旅美政治學者、亞洲協會中國分析中心研究助理王浩嵐，以及區塊律動BlockBeats副主編Jack Xiong，一起討論特朗普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將如何影響硅谷和科技行業。新政府承諾的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加征關稅、放松加密貨幣監管等政策又將帶來哪些改變？

共和黨已在參議院獲得多數席位，這意味著特朗普的內閣提名和政策議程將面臨較小阻力。從監管角度看，新政府可能重塑加密貨幣的監管格局。Jack分析了三大可能的改革方向：更換SEC主席Gary Gensler以改變“窒息式監管”，明確SEC與CFTC的職責范圍避免重復監管，推動FIT21法案落地為數字資產定義清晰的監管框架。這些變化預期已推動比特幣價格創下新高。

更深層的變化正發生在硅谷的政治生態中。王浩嵐指出，從英國保守黨到美國民主黨，全球執政黨在疫情后普遍遭遇選民懲罰，反映出民眾對高通脹、能源危機等問題的不滿。在硅谷，這種不滿已催生出政治立場的轉變：從反DEI情緒的蔓延到對加州治安和教育政策的抗議，從Peter Thiel的幕后布局到播客名人Joe Rogan的轉向，都凸顯出科技行業在“反建制”浪潮下的立場轉變。

以下是部分訪談精選。

告別“窒息點2.0”：加密行業迎來監管松綁

泓君：我們先整體概括一下現在的選舉結果，特朗普當選總統，包括參議院、最高法都是共和黨把持，浩嵐你認為這次大選會讓美國的形勢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王浩嵐：首先，大選結果在將近結束一周時間后已經基本揭曉，共和黨處于一個微弱多數的狀態。所以我們就從一個分裂政府——上一次中期選舉2022年后的分裂政府狀態，轉入到了一個共和黨全面執政的新格局。

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很多問題上的政策分歧非常明確。但是在美國政治當中，雖然兩黨的差距依然不是很大，即便是這次選舉共和黨看上去是一個全方位勝利，但他們也不會像80年代或70年代那樣，一贏就贏幾十個州，甚至在參眾兩院擁有絕對的席位優勢。共和黨雖然贏了，但還是以非常微弱的優勢掌控兩院。

所以共和黨可以在未來的兩年之內，如果黨內團結一致的話，推動很多他們之前想做的事情。比如說在科技方面，特朗普之前也講了他的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措施，比如在加密貨幣方面，這可能是對科技行業，對硅谷一個非常直接的影響。

還有一些大的方面，像文化、移民方面，這些也是大家都很關注的。特朗普希望在過去四年相對來說對新移民友好的政府下臺之后，開啟一輪強硬的政策周期，主要是針對非法移民。同時還有經濟方面，比如去監管，這是大的宏觀方面的調整。

特朗普與拜登政府在很多問題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貿易政策和對藍領工人階級的政策傾向方面，這種趨勢將會持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2017年通過的第一輪減稅是通過國會預算協調程序（reconciliation程序）實施的，因此很多條款將在七年后面臨到期。共和黨在今年結束到明年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稅改，或在原有框架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稅務改革。

并非所有政策都能順利落實，這主要是因為參議院存在“費利布斯特（filibuster）”規則。雖然這個規則將來可以改變，但通常每個多數黨都不愿過度使用這種權力，這意味著共和黨在許多需要立法行動的領域將面臨重大挑戰。

不過，在行政權限方面，特朗普可能比第一任期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因為他將面臨更少的黨內約束和制度性約束，能夠更充分地施展其政策主張。但具體的施政方式，還需要等他上任后才能真正明晰。

泓君：我們可以逐個方面來分析。在今年大選之夜，盡管最終結果尚未揭曉，但特朗普一直保持領先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比特幣價格持續上漲的趨勢非常明顯，而且從特朗普當選之后直到現在，比特幣一直在不斷創造歷史新高。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表現出對加密貨幣的支持態度，他不僅參加了比特幣大會，還為加密貨幣背書站臺。但關鍵問題在于，如果特朗普當選，這將會對加密貨幣的未來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具體影響？Jack你是否對這方面有所研究？

Jack：最近市場對特朗普上臺后的“Trump Trade”普遍持樂觀態度。雖然目前基本面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但市場預期非常高漲。從價格表現來看，特斯拉的漲幅甚至遠超比特幣，這兩者現在都被視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近期，A16Z發布了一篇文章，探討了加密領域創業者在新一屆政府下的準備工作和期待。文章的核心觀點是鼓勵創業者更大膽地發行token，因為此前由于SEC監管態度不夠明確，使得業內普遍持謹慎態度。A16Z特別強調他們將積極推動加密行業監管的明確化。

另一個點是，他們現在已經建立了與監管機構和立法機構的有效溝通渠道，這是之前所沒有的重大突破。這一進展對加密行業的參與者來說很重要，因為此前A16Z曾多次嘗試與SEC主席Gary Gensler和拜登進行線下會議，卻均未獲成功，這讓包括A16Z和Founders Fund在內的多家在加密領域比較深的硅谷風投感到失望。

泓君：我們提到這些加密貨幣的監管機構的時候，大家指的是SEC和CFTC嗎？這部分的影響是怎么樣的？

Jack：行業比較期待的有以下幾點：一個是市場監管，一個是銀行監管，還有就是相關的行政手段或法案的廢立。

第一個是市場監管，重點是SEC和CFTC的職責劃分問題。目前這兩個機構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之間經常有“爭地盤“的行為，他們對行業的監管框架不是很明確，經常會監管重疊。這導致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一家加密的初創企業可能會面臨兩個監管機構的不同處罰，同一件事情被兩個監管進行兩次罰款的情況。

如果新政府上臺，預計會有兩個變化：一是可能更換SEC主席或CFTC主席，二是在這個基礎上可能還會進一步地去明確這兩個監管機構之間如何合作，然后明確他們之間的職責。

第二個銀行監管的調整，這里主要是OCC（貨幣監理署）和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這兩個機構。根據一些分析機構的預測，特朗普可能會重新任命這兩個機構的主席。這是為了應對在Gary Gensler的SEC治下，對整個加密行業實行的被稱為“窒息點2.0”的政策。這個術語來源于政府之前對大麻采取的類似行動，通過讓銀行切斷與行業的業務往來，斷絕所有支付和存款渠道。

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在2022年3月硅谷銀行爆雷之后，清算了很多數字銀行。其中最大的兩個是Silvergate和Signature。Signature其實20%的資金都是來自加密初創企業，而Silvergate就是一個非常加密友好的銀行。這讓大家懷疑是不是有意在掐斷資金流向加密行業的正規渠道。

同年3月，SEC還出臺了SAB 121法案，很明確地表態說銀行不要去參與加密領域的業務。這個法案基本的理念是，如果銀行要去托管加密資產，那么這個加密資產的價格漲跌銀行要去負責。比如說，一家銀行去幫客戶托管了比特幣，如果這個比特幣的價格從6萬美元跌到了4萬美元，這個中間的跌幅虧損是銀行要去承擔的。這樣的話，就實際上沒有任何銀行會愿意給客戶提供這種加密資產的托管業務。這對這個行業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因為很多流動性就基本上被切斷了。

第三是與SEC的“監管暫停”或“訴訟暫停”相關。這個已經變成了加密行業的一個戰爭狀態：整個SEC不斷地起訴加密行業的各種初創企業或者公司。他們最主要的一個依據就是Howey Test（豪威測試），這個法案決定一個資產是不是證券。SEC根據Howey Test會認定很多代幣其實是證券，要歸SEC管轄。

很多人認為新政府上臺之后，相關的訴訟會立刻放緩，或者相關的監管會進入停滯狀態。至少很多加密行業的機構，尤其是比較重要的做市商，比如說Jump Trading這種級別的機構，都是因為SEC的監管而宣布退出加密領域的，這就導致整個行業的流動性非常差。在這種臨時監管放緩或者說暫停的情況下，它會很大程度地刺激這些機構重新回到這個行業，然后重新填補這個行業的流動性。

而且還有消息說，除了這種Howey Test和流動性的放松之外，可能還會在IPO上有一個監管的放松。現在Coinbase是唯一一家上市的加密公司，可能在新政府執政期間還會有更多的加密公司上市。

最后還有其他相關法案的進展。今年5月份的時候，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黨已經達成了一個跨黨派（bipartisan）的共識，兩黨一起合力通過了一個叫做FIT21（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的法案，中文應該是《21世紀金融創新與技術法案》。

它在眾議院獲得兩黨大多數票通過，明確了加密貨幣在之后市場里的監管框架，比如什么是數字資產，什么是證券。這一直是加密貨幣在市場監管層面一個非常需要明確的問題。很有可能在特朗普上臺之后，這個法案會正式發布出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監管舉措。

FIT21法案介紹，圖源：bankless

這個法案對加密貨幣非常友好。它已經在眾議院通過了，本來是要推到拜登這里，但是現在還沒有新的進展。所以大家可能希望特朗普上臺之后，能夠把這個法案給簽署下來。之前其實國會的共和黨、民主黨還一起合力推出了一個“反SAB121”法案，就是針對之前的“窒息點2.0”的反制法案。已經很不容易了，就是兩黨都在眾議院、參議院全部通過了之后，到了拜登的桌子上，拜登把它否決掉了，這其實就表現得非常不友好。

就執行的時間點而言，我看到很多機構的分析員認為，這些法案并不會在2025年就特別快地通過。像剛才浩嵐老師說的，這些事項的優先級不會比稅制改革或者貿易這些問題高。大家還是比較理性地認為，在特朗普上臺后的前100天時間里，他肯定會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稅制改革、貿易這些問題上。可能會在這一屆國會的下半程開始加速推動加密監管相關的事宜。

泓君：Jack剛才提到了許多重要方面，包括市場變化以及可能更換SEC主席Gary Gensler的問題。Gensler在任期內確實對加密貨幣公司表現出了較為敵對的態度。此外還需要理清SEC與CFTC的關系，以及涉及OCC、銀行監管和FIT21等眾多問題。浩嵐老師，如果特朗普要更換SEC主席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Lina Khan，這個過程可能會在什么時間段內完成？這是否取決于他的優先級設置或議程通過所需的條件？因為這兩個人選的更替是硅谷最為關注的問題。

王浩嵐：目前處于政府交接階段，新政府要到明年1月20日才能上臺，新國會則在1月3日開會。在1月3日之前，參議院仍由民主黨控制，因此無法提前安排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人，所有總統提名都需要等到1月20日后才能提交。

過去，這些提名通常會迅速獲得一致通過，這是對總統的一種政治禮遇。但隨著政治極化加劇，這種禮遇逐漸減少，內閣人選的確認過程變得復雜，就像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內閣人選往往要到二三月份才能完全到位。參議院共和黨人在處理這些提名時可能會將SEC主席的任命列為第二優先級，排在內閣職位之后，盡管這個職位很重要但畢竟不是內閣級別。

而FTC的任命過程比SEC更為復雜，因為它采用委員會制度，與FEC（聯邦選舉委員會）和FCC（聯邦通訊委員會）類似，需要5名委員，因此更換程序相對繁瑣。不過，總統更換這些行政機構負責人的權力是受憲法和現行法律保障的。他可以先解除現任主席職務，任命一位代理主席，待共和黨提名的人選正式獲得確認后再完成交接。

值得注意的是，總統與這些行政機關任命官員以及監管機構負責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一些委員會的委員是有固定任期的，不像內閣成員可以隨時被總統撤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聯儲主席，他們享有任期保護，比如現任杰羅姆·鮑威爾的任期要到2027年才結束。法律明確規定，美聯儲主席或成員的解職必須有正當理由（For-cause）。

相比之下，SEC和FTC沒有類似的保護機制，因此更換過程相對容易，而且由于這兩個機構對整個行業和美國經濟環境有直接影響，所以通常會被賦予較高的優先級。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拜登政府上任后迅速處理了這兩個職位的任命。

泓君：硅谷為什么不喜歡Lina Khan？是因為她在提出反壟斷這一方面的一些措施，包括說要拆分谷歌。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王浩嵐：我覺得核心還是利益沖突問題。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尤其是奧巴馬時期，民主黨和硅谷關系非常密切。據報道，當時喬布斯會主動告訴奧巴馬“我們馬上要發iPhone了”這樣的消息。奧巴馬雖然被認為是一個很自由派的總統，但他的政治理念實際上更像比爾·克林頓那樣的“第三條道路”民主黨人。他對華爾街和科技企業等商業組織的親近態度與克林頓相似，體現了一種不過多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

在2015—2016年間，這引發了黨內外的一輪反思，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都出現了反建制派勢力。左翼的桑德斯和右翼的特朗普（這方面搖擺不定）都對硅谷和壟斷性企業持強烈反對態度。多年來，大企業一直是這些民粹力量——不分左右——的反對對象，現在大科技行業（Big Tech）也成了左右民粹中的靶子。

拜登政府上臺后，其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桑德斯一翼進步派思想的引導。拜登政府并非忽視工人階級利益，相反，他們對工人階級和反壟斷這種傳統經濟思潮的重視，遠超其他幾屆民主黨政府，但這也可能引起了這些行業的重要反彈。

Lina Khan作為拜登政府反壟斷方面的主要負責人，發聲最多。她是一位年輕的學者出身的官員，她在法學院時期發表的論文已引起廣泛討論。她現在試圖將論文中提出的遏制大科技企業、拆分谷歌、拆分臉書等想法付諸實踐。雖然沒有那么激進地推動這些事情，但頻繁的調查和施壓讓這些企業非常不滿。

全國選舉已經結束，但在選前，民主黨內很多硅谷的金主曾向哈里斯表示，上任后一個重要目標是要換掉Lina Khan。哈里斯當時表態同意，這也很正常，因為每屆政府即便是民主黨接民主黨，人選也會更替。換屆后換人不會引發黨內太多爭議，可以換一個自己人，也可以在自己人中更換，比如換成一個硅谷更能認可、手段沒那么狠、態度沒那么激進的人。

但現在來看，特朗普肯定會有180度的態度大轉彎，從他近年來與加密行業和硅谷這些富豪的親近程度來看，這些崗位很可能會發生巨大改變。

逆行者Peter Thiel：唱反調與加速主義者

泓君：其實大選期間硅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Peter Thiel，他在2016年特別支持特朗普，包括這次特朗普的副總統JD萬斯多多少少跟他有些關系。但是Peter Thiel在這次大選中，對特朗普在2016—2020年期間是有所不滿的。為什么Peter Thiel在這次大選中沒有表現出特別支持特朗普的態度，但他還是支持共和黨？

Jack：Peter Thiel一直都在支持共和黨。他在公開訪談里經常說，這一屆他并不會很激進地去支持特朗普政府，但你會經常聽到他側面表態說，如果被逼問，他肯定會說支持特朗普。當萬斯成為副總統提名的當天，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在特朗普做最后決定時，Peter Thiel都還在給特朗普打電話推薦萬斯。

他一直更像是在幕后操作。可能是因為在2016年時，他沒有像預期那樣在特朗普政府獲得較多回報，沒能進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層。另外，他也可能覺得特朗普政府的效率和表現并沒有達到他的預期，這可能是他這次大選沒有投入太多成本的原因。

Thiel在上一屆大選高調支持特朗普之后，角色有了轉變，從高調支持特朗普個人變成了想要重新塑造共和黨的幕后角色。Bloomberg有位作者Max Chafkin跟蹤報道他很長時間，寫了一本書叫《The Contrarian》（《逆勢者彼得·蒂爾》）。書中提到，Thiel在特朗普當選后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有一個被冷落的過程。在這種相對沮喪的情況下，他退居二線，轉而影響整個共和黨。

他與Mercer家族的繼承人等重要人物組建了Rockbridge這樣的捐助聯盟，就是通過政治捐贈去影響共和黨的議程。在上一任拜登政府期間的2022年中期選舉時，他給很多共和黨地方競選候選人提供資金，大約2000萬美元，但采用廣撒網的方式，不再像支持特朗普那樣單獨下注。

他用對待初創企業的方式，給很多競選人一兩百萬的資金，雖然很多人最后沒有勝選。最終是JD萬斯脫穎而出，因為他在斯坦福時就與Thiel有接觸，后來在Thiel的Mithril Capital工作過三年，之后創立的Narya Capital也是Thiel資助的，他應該算是Thiel最忠實的門徒。

Peter Thiel是個非常激進的角色，他特別希望能有進步，認為很多建制都會拖慢經濟和科技創新的腳步。所以在硅谷一片藍色的狀況下，他打破共識去支持特朗普。即便覺得特朗普做得不夠好，他還要更激進地去影響共和黨。我個人感覺，這些原因導致他可能沒法變得特別主流。Bloomberg的報道中強調的是一種“超越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

泓君：上次我們討論到這次特朗普能夠勝出，其實也是全球反政黨、反建制思潮的延續。

王浩嵐：從全球視野來看，無論是像美國這樣政治極化嚴重的執政黨，或是在英國政治中過去百年執政70%以上時間的保守黨，再比如五五體制后在日本基本一家獨大的自民黨，都遭到了選民的懲罰。

這說明整個全球在疫情后幾年，對政府的態度從最初感恩其救濟和維持經濟不崩潰，到后期的反抗，再到現在對后疫情時代溝通障礙以及因國際局勢緊張導致的能源危機等一系列宏觀因素產生了強烈不滿。所以我們看到全球的反建制、反現任政府、反執政黨情緒都很濃厚。

相比保守黨在英國的慘敗，民主黨今年的失利遠沒那么嚴重，因為美國的政治極化格局確實存在。即便特朗普今年在大選中取得明確勝利，也不是壓倒性勝利。在所有七大搖擺州加起來也沒贏多少票，每個州基本都是以2—3個點的優勢低空飄過。除了亞利桑那外，在真正決定勝負的銹帶三州，他加起來也就贏了20多萬票。普選票最后贏了300多萬票，大概兩個多點。

從歷史角度看，這個成績不如拜登4年前——雖然比拜登多了6張選舉人票，但普選票少于拜登，更比不上奧巴馬2012年、2008年，甚至選舉人票也就比2004年小布什多一點，在國會選舉和普選票上都不如小布什的水平。

民主黨人感到心態崩潰、懷疑自己的道路和信仰，是因為特朗普這樣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個過去8年不斷累積政治包袱的候選人，還能被選民當作宣泄反對現任政黨情緒的工具。這打碎了他們的信仰，特朗普甚至還組建起了一個類似奧巴馬的多元化選民聯盟，打破了民主黨認為能靠多元化和現代主義稱霸美國政壇的幻想。所以這個選舉結果從整體來看，反映了反建制主義在全球的抬頭。

Peter Thiel這個人可能都不是用左右能夠衡量的，用中文互聯網的說法，他可能就是個加速主義者。他最符合硅谷最初那些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的特征，他們本身對政府，不論是民主黨的大政府還是共和黨的大政府，都持反感態度。他的理想狀態可能是一種魔戒式的世界——據說他本人讀了很多遍魔戒和托爾金的作品。

這些科技界富豪的政治傾向很有意思。馬斯克相對來說比他還主流得多，雖然馬斯克現在也經常會相信和轉發一些互聯網流傳的經典謠言，但他可能更多是出于個人宣傳需求。而Thiel這個人確實很特別，大家管他叫“Contrarian”，翻譯成中文就是“最美逆行者”——什么是主流趨勢，他就往相反方向走。

硅谷一片藍的時候，他跳出來支持共和黨、支持特朗普。這次雖然他對特朗普的支持沒那么鼎力，但萬斯是他親自挑選并推薦給特朗普的棋子。萬斯能以一個資歷尚淺的暢銷書作家出道，就與Thiel的幕后支持有直接關系。2022年萬斯能獲得特朗普背書競選俄亥俄參議員，也是Thiel等人在背后推動的結果。今年雖然萬斯最終被選為副總統可能更多是特朗普兩個兒子的功勞，但硅谷這些金主、VC的意見也起了作用。

副總統職位對未來很重要，因為當了副總統后，他的職業發展路徑基本就是瞄準總統候選人。大多數副總統候選人在未來參選總統時都會處于很有利的地位。如果萬斯在2028年順利成為共和黨初選的領跑者，那Thiel在美國未來的政治影響力會持續很久。如果在未來四年內發生意外情況，副總統接任總統，那他的影響力就不容忽視了，甚至可能超過現在的“一字并肩王”馬斯克。

Jack：這次Thiel選擇不那么激進地站在一線，我猜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逆勢”哲學，就是“Contrarian”精神。這次他可能看到硅谷有太多人站到右派了，覺得沒必要再力挺右派，因為人多了就不算逆勢了。

這一點也體現在他對加密貨幣的看法上。他確實很推崇科技自由主義，比較有趣的是，在今年五六月份的時候，他之前特別支持加密貨幣、比特幣這樣的資產，因為它完美體現了科技自由主義——去中心化、去政府化、無政府主義這些特征。

但在今年比特幣ETF通過后，他在采訪中明確表示已經賣掉了很多自己的比特幣。他說不確定是比特幣招安了華爾街，還是華爾街把比特幣招安了，他覺得可能更像是后者，所以需要稍微退后一步。這是他很有意思的逆勢哲學，可能在這次大選中也產生了影響。

王浩嵐：所以我很好奇，如果特朗普上臺后真的把美國建設成他所說的“加密貨幣的世界首都”，甚至把比特幣納入戰略儲備（strategic reserves），那這種“逢政府必反”的Thiel會怎么看這個問題，就因為他這個“Contrarian”——最美逆行者的逆反哲學聲名在外，他在特朗普年間會如何反復橫跳，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動向。

硅谷右轉：過度追求多元化和Woke文化的高壓

泓君：硅谷傳統上在總統選舉中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藍州，民主黨一直是以壓倒性優勢勝出。但我們也觀察到，今年大選中支持民主黨和支持共和黨的比例在慢慢縮小。我自己在硅谷能感受到民主黨的某些政策讓硅谷非常不滿，比如他們有一個950美元以下就不算重罪的47號法案，這個法案導致了很多舊金山的零元購，很多商店因此撤出舊金山。

還有一個在硅谷引起很大爭議的是現在推行的兒童性別認同政策。在加州，如果一個男生覺得自己的性別是女生，學校可以不用通知家長。馬斯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受刺激——他兒子變成了女兒，這讓他在加州無法忍受，也是促使他搬離加州的原因之一。

王浩嵐：硅谷的不滿還有很多，比如說DEI（多樣性、平等、包容性）這些追求。由于這種多元化形式主義在企業大行其道，讓很多企業和員工都很頭疼。雖然反歧視本身很重要。

泓君：是的，包括這個多元化現在在硅谷有點過度追求了。比如說在硅谷，大家可以寫長帖罵總統，但如果你說女性程序員寫代碼的能力不如男性，像谷歌就有一個程序員因此發表了一篇論文，最后以不尊重多元化為由被開除了。所以大家覺得硅谷的文化現在變得越來越極化、越來越形式主義。

在硅谷有一個專門的詞叫“woke文化”。Woke的原意是覺醒，指大家對社會不公、種族歧視和不平等問題的關注。我們剛提到的diversity（多樣性）、equity（公平性）、inclusivity（包容性）都是其中的一些表現。

王浩嵐：即便是自由派本身有時候也會很反感。這個東西你要是天天做，比如HR天天追著你問，大家都會非常頭疼。

不過員工和精英、領導層本身還是有區別的。今年我們可以看到的可能是一些精英的轉向，但具體到員工怎么投票或支持這些人，我相信在這些科技企業，尤其是移民較多、亞裔移民較多的企業，肯定還是民主黨支持率更高，甚至可能有壓倒性優勢。

但對領導層來說，企業家有自己的考量，而且有錢人支持共和黨、支持減少監管和減稅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與科技行業主流化有關。華爾街也是一樣，他們可能更傾向共和黨，但也是兩頭下注，保證自己在政界有很大話語權。我覺得如果科技業也這樣，在未來不可避免。

在美國政治中，不僅要選邊站，還要同時能和兩邊都打交道，這才是對一個行業來說的長久之道。所以隨著科技業進入主流社會體系，它與其他行業的同化性會越來越明顯。這其實也不能說特別讓人意外，就是科技行業從30年前的邊緣變成了社會主流，這可能是大家的認知還沒有調整過來。

被政治播客影響的大選：Joe Rogan倒向特朗普的心路歷程

泓君：今年其實是一個播客元年，因為像播客界最大的主播Joe Rogan，他連續采訪了馬斯克、JD Vance還有特朗普。而且他采訪特朗普的那一期播客，在YouTube一天的播放量是2700萬次。類比一下Fox晚間新聞黃金檔的收視量是270萬，是它的十倍。所以說他幫助共和黨競選還是有比較大的貢獻。

但是我去看了一下Joe Rogan之前的一些經歷，他其實之前是一直支持民主黨的。2022年特朗普還說想去參加Joe Rogan的節目，他當時很多次都拒絕了。我覺得他從左往右的轉向，從網上查閱的報道來看，是因為對剛剛提到的加州犯罪處理方式和兒童性別認同政策表示不滿。整體上來說，這也與政治越來越激進、政策推行越來越極化有關。

王浩嵐：我們從這些新媒體或新平臺的政治轉向，也能看出這些年執政和政治風格變化導致的新后果。Joe Rogan早年其實是奧巴馬的堅定支持者，2016年甚至還支持過桑德斯。

Jack：Joe Rogan他其實之前長期是一個左傾的脫口秀演員，其實大部分脫口秀演員早期都是左傾的。但是Joe Rogan比較關注城市治理這件事情。他覺得現在很多大城市已經沒法居住了，這是他比較看重的一件事情。他其實是很同情工人階級的，或者說他比較同情鐵銹地區這些人的生活情況。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大多數人是站在一個相對中立的角度的。因為支持公民權利對很多像Joe Rogan這樣的人來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只是說現在的民主黨可能在意識形態上走到了一個“極左”的狀態。當然這個“極左”可能不是一個貶義詞，只是說在這個坐標軸上來看，現在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在左傾路線上走得可能有些遠。Joe Rogan其實只是停留在了相對左傾，或者說逐漸回歸中立的狀態。

特朗普這一屆競選時，他經常會提到“party of common sense”，他覺得共和黨現在是一個追求常識的政黨。他會主動地去迎合這種可能中立或者說相對左傾的人群。尤其是在最近這一兩年，加州的性別確認醫療（gender-affirming care）這種涉及到未成年人性轉變的政策，讓很多家長持保守態度，馬斯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所以大多數人其實并不是從左到右，而是可能說原本是跟大家逐漸一起繼續向左走，但可能像Joe Rogan這類人就是停留在了相對左傾或者相對中立的腳步，他們停下了向左走的腳步。

其實在硅谷去反對Woke，反對DEI是有其他原因的。硅谷追求的progressive和左翼陣營追求的progressive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兩撥人都會強調一個詞——progressive（進步主義）。

激進民主黨強調的progressive是在少數族裔或少數人群的公平權利方面。但是硅谷追求的progressive是在科技自由主義，就是libertarian這個方面。他們在對科技或對社會進步、解放更多人群這件事情上是大致統一的。但是如果在效率上面出現問題的時候，這種progressive就會產生分歧。

現在很明顯地看到硅谷，尤其是在AI創業這波浪潮里邊，很多公司會因為DEI運動出現效率問題，很多甚至是在投資時也會遇到資金的效益問題。一旦這種實質性的利益被觸動，硅谷就會出現現在這樣的反戈情況。

Scale AI的創始人Alexandr Wang發的那個推特說他把DEI改成了MEI，就是Merit， Excellence和Intelligence。我覺得這一波AI創業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反DEI情緒的上漲。

Alexandr Wang的“MEI” 圖源：X

這種小圈層的反Woke情緒，一直在硅谷風投圈存在，只是作為一個小圈子在不斷擴大自己的感染力。Peter Thiel和他的好友David Sacks在大學期間就持有這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了。今年比較突出的是馬克·安德森A16Z，媒體報道說他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精神之旅后開始回歸政壇，采取了一個相對右傾的意識形態。他會和朋友開始逐漸聊一些反Woke的笑話，或者去接觸一些保守派的人群。在A16Z之后，馬斯克也逐漸公開表示轉向中立或保守主義。

這其實是一個小圈子逐漸擴大的情況。Peter Thiel、A16Z的Mark Andressen和馬斯克，他們在硅谷雖然圈子比較小，但影響力足夠大。因此他們會影響很多硅谷的新創業者或從業者，在公司的意識形態層面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畢竟很多公司被他們投資之后，在意識形態上面，尤其是會受到Peter Thiel比較大的影響。

提高關稅，回遷制造業

泓君：還有一塊可能對中國影響很大，就是特朗普會如何改變他的貿易政策。他現在說要加關稅。

王浩嵐：特朗普對關稅確實非常熱衷。如果看美國戰后的經濟歷史，基本上關稅一直在降低，自由貿易的趨勢在過去幾十年都非常明顯。但特朗普上臺后正式逆轉了這個周期，開啟了加關稅的周期。拜登政府不僅沒有廢除特朗普的關稅，反而又增加了一些針對新能源和其他領域對中國的關稅。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我覺得在這方面的動作會比較明顯，因為這是容易實施的政策。特朗普之前使用的“203條款”，也就是國家安全相關的關稅權利，國會基本無法干預，法院也對他開了綠燈。所以只要他想，就可以在很多問題上繼續濫用這種所謂的203權利。

但問題在于關稅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是低效的，甚至可能產生反作用和副作用。過去經濟學家或主流經濟思想都在推動降低關稅壁壘，因為這確實涉及經濟效率問題。

泓君：它的副作用表現在，如果漲關稅會加劇美國國內的通脹形勢。

王浩嵐：不僅是通脹，還有企業為了避免關稅增加的成本，會加劇供給鏈的緊張。比如我們說特朗普 1月20號宣布要加關稅，那你可以想象1月20號之前，很多大企業可能會大規模囤積貨物。這在短期內可能造成貨物價格失調，出現市場波動。

通貨膨脹帶來的壓力，是過去四年拜登政府執政最主要的問題。當然，這是否是他的政策直接導致的值得商榷。全球所有國家在疫情后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高通脹，這可能與供應鏈緊張有直接關系，也與疫情期間的經濟救濟措施有關。特朗普年間就已經開啟了救濟措施，但那畢竟只是在2020年衰退周期之內。

通脹是拜登政府過去四年執政的最大問題，同時也是民主黨今年敗選的罪魁禍首之一。如果特朗普上臺后實施大規模關稅，施加關稅的出口商肯定會把利潤下滑轉嫁到價格上，這是可以理解的。最終買單的還是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必然導致家庭開支上升，通脹水平可能繼續增長。

同時，如果再加上移民政策打出組合拳，對于很多本來就需要勞動力的美國中下層企業，打擊可能是雙面的。既然美國民眾選擇了特朗普這條道路，那也可以看看完全釋放的特朗普主義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什么影響。

泓君：所以預期他的這一系列政策可能會導致更高的通脹？

王浩嵐：這個很難說。試圖預測經濟周期往往會出問題，就像試圖預測選舉結果一樣。

所以這也不能說一定會發生，因為你不知道特朗普會不會在其他方面做調整，或者會有一些意外因素影響整體經濟走勢。但從整體來看，關稅肯定會對全球本已脆弱的經濟格局帶來新的沖擊。至于是利好還是利空，這要看具體情況。因為我不是經濟學家，只能從政治分析或政治觀察者的角度來看。

泓君：那對中國的影響呢？

王浩嵐：對中國這個問題，從特朗普的外交班底來看，他對華強硬的基本面不會改變。這也是中美關系在2017年之后進入的新常態，大家也不用太過震驚，這是可以預見的。

共和黨這么一個陣營，在這問題上的立場，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重要的貿易政策操盤手萊特希澤，當時是貿易談判代表。他今年雖然看上去不會回到同樣的崗位，但可能會出任商務部長。如果萊特希澤當上商務部長，可能會在拜登政府雷蒙多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大所謂的“小院高墻”政策，也可能是“大院大墻”了，就是全方位地和中國進行科技戰。這肯定會對硅谷、對整個社會、對全球都有直接沖擊和影響。這也是Trump 2.0時代最大的未知數，或者說一個政治風險。

Jack：我比較推薦大家去看特朗普在選舉日前兩周參加Bloomberg的一個談話。當時臺下基本都是美國的企業，和他對話的是一個傳統的全球化堅定支持者。他和特朗普談話時最主要的攻擊點就是說，特朗普的外貿稅收政策會給國內帶來很嚴重的通脹，甚至會導致國內大批依賴全球化產業的工人失業。

特朗普反駁的論點是，他的稅收政策不是為了通過加高關稅創造稅收收入，而是想通過一些比較高的關稅，去逼迫在海外生產的企業把生產搬回國內。他還舉了很多企業的例子，說它們本來計劃在墨西哥建廠，但了解到稅收政策后停止了這些工廠的建設，轉而把產業鏈搬回國內。所以他其實更想要實現產業回遷的目的。當然具體想法或政策能否成功還要觀察。

至少現在來說，對特朗普這個關稅政策的反感情緒或反感共識在華爾街比較強烈。大家認為這種高稅收政策會加強通脹和強化美元，他們一直在對賭這兩件事。所以在資金層面共識比較高，但我個人覺得不確定性還是存在的。還需要看后續關稅抬到什么程度，以及會不會真的有國際企業愿意在美國境內建廠。但從過去來看這一直比較困難，還要看美國的企業能否逐漸回遷自己的產業鏈。

800億美元的驅逐難題

泓君：另一個是驅逐非法移民。這個在美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中，包括在特朗普自己的發聲中都是非常主流的議題。同時不僅是非法移民，還包括收緊合法移民的簽證。因為硅谷的繁榮其實跟移民是分不開的，你們會怎么看移民政策對硅谷的影響？

王浩嵐：從移民問題來看，美國這種興起的反移民情緒是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思想作祟的直接后果。這也是全球化框架中最大的核心缺陷，就是全球化讓資本可以隨意流動，人才和技術可以隨意流動，但勞動力或人口不能隨意流動。因為人是有國界的，而資本是沒有國界的。這就導致了分配失調，整個民眾情緒的焦慮，以及2016年開啟的對反全球化的反思和全球化逆勢的推動。

對移民問題來看，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雖然差別很大，但總體來看他們的命運還是高度捆綁在一起的。在縮緊移民政策時，他們肯定不會只縮緊非法移民。當然會降低很多通過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可能會在執法力度加大后有所改變。

其實為什么拜登年間涌入美國邊境的難民更多，這還是一個基本面的問題。這些難民就是樸素地認為拜登和民主黨政府會對他們更好。如果特朗普上臺，那他的強硬態度肯定會把很多人嚇退，這方面可能會有所改善。

但就合法移民來看，特朗普剛剛任命了他的副國務卿是史蒂芬·米勒。第一任期內，可能很多華人已經了解到這位的存在，他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移民政策上的首席顧問。在特朗普任期最后兩年，我記得看到另一個數據，就是H1B的申請和批準速度在特朗普年間大幅下降，同時RFE（補充材料要求）增加，重新審核的數量和頻率也大大增加。

如果米勒在第二任期內還是移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那可以預期在H1B，尤其是對中國的H1B，包括OPT——米勒還提過把中國學生的OPT從三年變成一年，甚至可能取消。這些都是政府有比較大自由裁定權的，都有可能會發生。當然，我不是說這些一定會實現，但在這個問題上肯定還是有一定的一致性。

至于非法移民這些事情，想驅逐所有非法移民當然是個想法很好，但實際執行起來可能極其困難。首先美國政府有兩層，叫二元制，聯邦和州政府很多時候聯邦政府未必能有足夠資源和精力去找到所有在美國的非法移民。怎樣執行這個政策，是不是會引發整個社會的巨大動蕩和分裂？

盡管非法移民是違法行為，我們也不鼓勵非法移民，但美國很多基層勞工是由非法移民在充當。尤其是農業州，大量農業需要勞動力，而美國人民又不愿意去做這些。所以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拉丁美洲來的這些既有簽證的移民，也有無簽證的移民，就既有靠農業簽證來的人，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沒有身份但可以幫助他們干活的。

整個社會如果徹底把這些都清除了，也許美國人的崗位會更多一些。但如果沒有這些非法移民對整個社會的潤滑劑作用，也許整個社會會陷入更加混亂的狀態。具體還是得看執行。因為大家之前為什么說驅逐非法移民不現實？因為它會花很多錢，一年至少要800億美金的支出。

特朗普政府當然會把它作為重點推動，同時也任命了一位所謂的移民問題“邊境沙皇”。這個人當年是個紐約警察，說他當紐約警察的時候就知道怎么去抓人，所以會用這種經驗指導。如果紐約市拒絕配合工作，聯邦就會派超過兩倍的聯邦特工去紐約挨家挨戶搜查。我覺得這個可能說起來很好聽，能不能執行要打個很大的問號。畢竟對美國這種社會來說，要求挨家挨戶搜查恐怕會出現很多直接的問題，尤其是在民主黨州政府不配合工作的情況下。

泓君：確實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我在推特上看到了一個挺有意思的帖子，說有一位女性在2016年的競選中支持了特朗普，結果沒多久以后發現她自己的老公是被驅逐的對象，傻眼了。

王浩嵐：而且現在那位沙皇被問到，如果會造成家庭分離、骨肉分離會怎么辦？他干脆說一起驅逐了。當然他肯定也是在口嗨，畢竟想執行還是很難的。但是我覺得這方面至少會在開始的這幾個月、百日之內，特朗普在這方面的關注程度或執行程度會非常之高。但會引發怎樣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都是明年1月份開始到5月份之前非常值得關注的一點。我相信這個對整個社會也會有直接影響。

復盤民主黨敗局：糟糕的經濟環境，模糊的政策和立場

泓君：你覺得民主黨在這一次的競選中有哪些策略上失誤的地方？

王浩嵐：民主黨的這次失敗當然有多重原因，也許最典型的就是經濟周期的問題。經濟議題始終是民眾最關心的話題，這個經濟指的其實是通脹。所以說全球都處于反執政黨的情緒之下，那根據政治鐘擺效應輸掉選舉也沒有什么太多意外。換句話說，可能最開始民主黨就是一個必敗的局。

另一方面，候選人本身是一個問題。哈里斯作為一個加州的黑人女性，她可能在很多白人選民，尤其是白人男性選民當中存在著一定的結構性問題。但是哈里斯在其他方面，就是在搖擺選民群組、關鍵選民群組當中的拓展都是不足的。這當然可能和她自己的個人形象有直接關系，同時也是因為她可能無法跟拜登政府切割，因為她畢竟是副總統，也不能完全背棄這過去四年的路線。

同時她有一些競選方面的錯誤，比如在策略方面選擇過度強調特朗普。哈里斯的競選大部分廣告都是說特朗普怎么樣，我們應該阻止特朗普。這可能跟2016年希拉里犯了類似的錯誤，就是她的選民不了解她的真正立場是什么，你不知道她跟其他過去的政客有什么區別，她的經濟主張是不是有更多新穎的意義。美國民眾尋求改變，希望跟過去這些年發生變化，是變革的力量，變革之風。哈里斯顯然沒有提供這方面任何的東西。

具體的這些包括在搖擺州的地推，這些戰術層面該做的當然也都做了，可能做得比共和黨還好。但選舉的大勢顯然不是只靠這些地推的。

組織選票、敲門拜票這種在傳統政治中是非常重要的，大選中也可能是一種勝負手。但是過去三次大選中，勝者最后都不搞這些東西。今年特朗普把這個交給了馬斯克，馬斯克基本上也沒怎么干。2020年的時候拜登因為疫情，民主黨不怎么搞這個，特朗普當時搞得如火如荼也輸了。

所以這個也是對很多戰術層面的反思。更多的可能就是說一個人形象，二是大的環境，三是一些具體的小選擇。這就可能總體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了民主黨這次的選舉失敗。

關于這方面的討論是不會停息的。民主黨同時也要擔心自己，比如跟硅谷的疏遠，很多其實就是一個精英和他現在的基本盤，尤其受這個左翼政治影響，過度精英化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來說肯定是正確的，因為這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但如果放到四年前，這個問題不嚴重嗎？其實也是一樣的。那為什么那時候他們就能贏得選舉呢？

所以說這個還是我覺得和政治策略選擇以及大環境相關。對于很多民主黨的支持者來說，現在是一個反思，是一個痛定思痛的過程。但其實更多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等待政治變化的過程。四年前你能想到特朗普主義能在四年后這么強勢地卷土重來嗎？恐怕未必。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看，特朗普在未來兩年的全面執政，毫無疑問他的權力是非常突出的，但這個周期是有循環性的。政府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大的政治環境之下，全球都這樣，就執政黨沒有幾個受歡迎的，不管什么時期，上來之后都出問題。

還就是一個選民永遠不能低估的簡單二元思維：如果覺得現在日子不好，那就一定反對執政黨，不管是誰。這個在政治中非常突出。

所以我們還是要以一個更加跳出當下視角來觀察整個未來政治變化，這是一個比較妥當的綜合分析。當然我們畢竟活在當下，也不能說歷史都是長流。所以我們還是要先看看特朗普新的這兩年會給我們整個社會生活帶來什么影響，尤其是對外對內，對生活在美國的這些華人華僑同胞，以及在中國的那些聽眾都會有巨大的影響。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硅谷101，訪談：泓君 ，圖文：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