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體制認為自己是一種非常成功的文化，因為我們監獄里關著的人數量比農民多。為了這樣的數據而感到沾沾自喜，非常可鄙。”

五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第一次閱讀喬爾·薩拉丁（Joel Salatin）的《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時的震撼。熟悉美國食物運動，讀過邁克爾·波倫《雜食者的兩難》或看過紀錄片《食品公司》的讀者，一定對這位邊殺雞邊對著鏡頭嘲諷農業監管體系的美國農民并不陌生。最近，他剛剛被特朗普政府任命為農業部顧問。

●薩拉丁和他的《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英文版封面。

和主流觀點相反，薩拉丁旗幟鮮明地支持小農權益，他認為農業人口數量下降恰恰說明了美國農業正在衰退。

我也曾認為“遠離農業”應該是大多數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直到2019年，一次健康危機和奇跡般的自愈旅程讓我意識到：農業不僅是健康的根本，也是安頓心靈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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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夏天，我在田納西州的一個有機農業和食物會議上，見到了薩拉丁本人。薩拉丁從1970年代開始，就和妻子在弗吉尼亞州經營著有機農場Polyface（意為“多面”），一直活躍在美國有機農業的最前線，著書論述，指導其他有機小農的農業和政治實踐。

●11月6日，薩拉丁在自己的網站上分享了將擔任特朗普政府農業部顧問一職的消息。薩拉丁無疑是不折不扣的小農派，但近日美國農業界就他的種族主義言論和傾向對其人品提出了質疑。圖源：The Lunatic Farmer截圖

當天，薩拉丁在演講中痛斥了美國農業部對小農的種種打壓和限制，呼吁小農積極參與立法。演講結束后，我去找他聊天，向他介紹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告訴他他的農業實踐和農業著述對我的影響很大。他說：“你本科是英文系的，我也是。”

我靈光一現，說：“還有溫德爾·貝瑞（Wendell Berry）先生，也屬于我們這個English lit club（英文俱樂部）。”

每個熟知美國有機小農運動的人，都不會對貝瑞先生的名字和著述感到陌生。貝瑞是獲獎無數、影響深遠的詩人、小說家和文化批評家。他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的創意寫作項目，在紐約大學教了幾年寫作課以后，回到了肯塔基老家，成為了一名全職農民。

如今90歲的貝瑞著作等身，其作品一直在探討機械化大農業對人類社區、文化、心靈和身體的全面破壞。從文學走向農業的薩拉丁和貝瑞，照亮了無數立志逆流而上成為有機小農的文藝中青年的道路。

對我來說，文學的盡頭是農業。文學是對人的處境的關照，而人從農業生產活動中完全脫離而造成的“異化”，是現當代人最值得關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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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這本書里，薩拉丁指出，在像美國農業部這種聯邦政府機構的運作下，有機小農陷入了跟卡夫卡的《審判》主角一模一樣的荒誕處境：一切為自己生存而努力的行為，都是違法的。

以合法屠宰權為例。美國農業用地分區法（zoning law）規定，農業用地上不能設置屠宰場，屠宰場必須是遠離農場的持證設施。因此農民不能就地屠宰自己飼養的動物，而必須增加運輸成本，長途運輸中牲畜會經受很大的精神壓力。

在屠宰場處理完的肉，如果農民想拿回來售賣，那么在法律上，農場就變成了像沃爾瑪一樣的零售商，必須持有零售商的執照和設施，例如必須花不菲的費用修建給客人使用的廁所和停車位。

農場主若想開放農場給學生團體買票參觀，順便為自己創收，那么在法律上，這個農場就成了一個“主題公園”，要申請主題公園的執照，又要提交一堆申請，增加一堆基礎設施。

美國的技術官僚們把農業實踐變成了每個環節都需要持證和監管、且和下一個環節嚴重脫節的工業化作業。一個想用傳統方式務農、用農產品搭建本地食物和文化體系的小農，處處要接受農業官僚的審判。

薩拉丁指出，而這樣的農業官僚通常“住在城郊住宅區里，吃著微波爐食品，看著好萊塢真人秀，希望農場離自己的住宅越遠越好”，除了執行法律條款和規定，對農業——尤其是有機農業，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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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農業官僚更不會理解，在農場屠宰動物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且能把農產品的價值都留在本地。

有一次，我的農民朋友Nancy請本地屠夫上門宰雞，我也帶上后院養殖的八只兔子，讓屠夫一起幫我屠宰。

我到Nancy的農場時，屠夫Ishmael已經在做準備了。他燒了一大鍋水給雞脫毛，在草場邊緣的樹林里支起了一張桌子用于屠宰和切割，又在橡樹樹干上栓了一根繩子。

Ishmael決定先幫我宰兔子，順便教我屠宰。只見他從裝兔子的紙箱里，挑中一只兔子，捏著它的兩只后腿，把它輕輕地拎了起來。

“像這樣讓它倒掛一會兒，血液就會都涌向兔子的頭部，兔子就會發暈，停止掙扎。”Ishmael對我說。

幾秒鐘以后，兔子果然停止了掙扎。然后Ishmael左手拎著兔子，右手用一根現找的木棍，照著兔子兩只耳朵之間的腦部快速一擊，兔子就完全失去了意識。Ishmael迅速地把兔子倒掛在樹上的繩子上，開始給兔子放血開膛。

“它幾乎沒有感覺到任何痛苦，”Ishmael對我說，“重點是這一擊要用力且準確。”

Ishmael宰雞的手法同樣迅速而準確，放血脫毛開膛取內臟切割一氣呵成。他把宰好的雞沖洗后放進了裝著冰水的大桶里，再把內臟和血放在另外一個袋子里，這些都會被Nancy拿去堆肥，不出半年就會降解為肥沃的有機質，用作種蔬菜水果的底肥。

而在大屠宰廠，這些東西都會被當成工廠廢料扔掉，進入垃圾填埋場。不能被恰當降解成有機物的動物制品，就這樣脫離了生命的有機循環，成為了排放不良氣體的環保負擔。

那是一個初夏的午后，德克薩斯州已經逐漸炎熱，幾棵大樹下的陰影倒是頗為涼快。四周不時傳來Nancy家牛羊的哞哞叫聲，我一邊收拾由Ishmael給我留下的內臟和皮毛準備帶回家，一邊看Ishmael熟練地宰著雞，嘴里哼唱著歌曲。

我突然覺得，比起我眼前這個自然和諧的場景，那些所謂“合法”的屠宰廠是多么荒誕：刺鼻的消毒水味，戴著口罩全副武裝的屠宰工人，經過長途運輸而來的、處于巨大精神壓力下的牲畜和動物，無情緊張的流水線作業，低廉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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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Nancy這樣的有機小農主要面向本地消費者，因此也非常樂意把錢給Ishmael等本地手藝人來賺。

我估算了一下，那天Ishmael在農場忙活6個小時，能賺400美金（約合人民幣2898元）左右。而2024年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大型屠宰場工人的時薪僅為18.97美元，六小時工資差不多825元人民幣，還不到Ishmael所得的三分之一。

但是美國農業部規定，不在正規屠宰場屠宰的牲畜，不能向公眾出售，所以Ishmael這樣的使用簡單工具上門屠宰的屠夫，通常只能兼職服務周圍的中小農戶的家用需求，很難靠自己的屠宰技術全職謀生。

一個由美國農業部認證過的屠宰場，需要少則大幾十萬、多則大幾百萬美金的資金投入。這不是Ishmael這種個體戶能夠承擔的。

倘若一個熱愛屠宰的個體戶，決定貸款修建符合規定的小型屠宰場自己經營呢？薩拉丁認為，這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他在書里舉了明尼蘇達州某小屠宰場的例子。按照規定，無論在處理肉的哪個環節，屠宰場每隔一小時就要測量和記錄肉的溫度。有一天，一個雇員漏了一次測量和記錄，就被農業部檢查員勒令扔掉這一批肉。即便此前和此后幾個小時的溫度記錄都表明，肉并沒有被污染和腐壞。這讓屠宰場一下子損失了4000美金，而小型屠宰場很難在一次次執法和罰款中存活下來。

后來，一位代表大食品集團和行業利益的律師告訴薩拉丁，大型屠宰場也同樣面臨農業部官員的騷擾，大型屠宰場的流水線也時常發生違反農業部規定的疏漏，并不比小屠宰場“衛生”。不同的是，大型屠宰場資金雄厚，請得來律師和對方斡旋斗爭。

這就是我們全人類面臨的現代化困境：在這個屠宰場都只能由國際資本持有和運作的現代世界，屠夫這個古老的職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屠宰場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

在屠宰場里，屠宰變成了充斥著填補應付官僚檢查文件（paperwork）的機械作業。能在勞動中獲得個體尊嚴和意義的屠夫行業不復存在，只有流水線上拿著最低工資的屠宰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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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丁在書里說，“我希望人們感到生氣，因為美國的政府把他們的集體自由和與生俱來的權利賣了，換了一碗外包給跨國企業的稀粥。”

農民、手工藝人、屠夫、廚子、磨坊主各司其職，互相服務的小社區土崩瓦解。在所有行業都工廠化、連鎖店化的世界里，我們只是不同程度的流水線打工人。過去幾百年來世界的工廠化，讓我深刻理解了卡夫卡筆下的荒謬的現代性。

過去幾年，我給每個新認識的朋友都推薦薩拉丁的《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它是一個從事有機農業超過半個世紀的農民對美國現有農業體制的全方位無情批判，更是給所有文明的警示。

貝瑞先生的詩歌《宣言：憤懣農民的解放前線》中有這樣一句：“贊美無知，因為人類還沒有遇見的東西，就還沒有被破壞。”

薩拉丁的這本書也足以說明：還沒有被規范化的東西，就還沒有被破壞。